要说哪家媒体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来源，创办于1851年的百年老店《纽约时报》当然是佼佼者，其曼哈顿总部所在地因它而被命名为时代广场便是一大明证。即使在今天，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全世界成百上千的新闻媒体仍是以它的报道为导向。特别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纽约时报》对于塑造公众舆论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作用不可估量。然而，《纽约时报》在世界媒体中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因为它的新闻报道出色，特别是因为它的报道客观、公正、真实且深入吗？不，绝非如此。恰恰相反，《纽约时报》一贯有为了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偏好而扭曲事实，扭曲历史的斑斑劣迹。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它编造的虚假叙事往往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著名的例子首先是《纽约时报》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报道。1932年，乌克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有高达500-700万乌克兰人饿死。30年代初，既没有世界大战也没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大饥荒完全因为集体化和对农民的剥夺造成的。而《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的明星记者英国人杜兰蒂知道这一切，却选择故意掩盖真相，他在报道中完全否认存在饿死人的饥荒。杜兰蒂自1921年被派往莫斯科后，他有关苏联的报道就成了很多人了解苏联的最重要渠道，甚至对刚上台的罗斯福政府苏联决策都有一定作用。在对苏联的研究尚未成为专门学问的时代，杜兰蒂不但是个记者，而且俨然成了苏联问题的权威。因此，美国其他媒体都追随杜兰蒂乌克兰报道的基调，政治精英也是如此。罗斯福总统还亲自会见了杜兰蒂，与他探讨苏联局势。1932年，杜兰蒂因乌克兰的相关报道，获得了创办不久的普利策奖，成为《纽约时报》第一个获得该奖的记者，一时风光无限。但杜兰蒂并非不知道真相，杜兰蒂以英国公民的身份给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描绘了一幅和公开报道完全不同的阴森可怖的图景。他说所到之处，干部们几乎都被赶下乡去推行集体化和监督农民生产，但到处都可以看到长满了荒草的农田。他对饿死人数的估计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地区就起码死了300万人。乌克兰情况更糟，人们就像苍蝇一样死去，很多农舍大门洞开，可以看得见里面骨瘦如柴的尸首。两个月以后，苏联和美国建交。杜兰蒂坐着苏联外交代表团的轮船回到了美国。美国左派把他捧为为美苏建交立下不朽功勋的伟大记者，因为他营造了一个符合他们幻想的理想国。大半个世纪过后，《纽约时报》在1990年和2003年对杜兰蒂的报道不痛不痒地进行了批评。但尽管有乌克兰国会和其他团体的呼吁，普利策委员会至今仍未收回对杜兰蒂的颁奖。你可能以为这是《纽约时报》最糟糕的丑闻了，但实际上，《纽约时报》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时的表现也相去不远。一开始，《纽约时报》拒绝发表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报道，后来好不容易报道了，又放在后面那些不起眼的版面上。同样，《纽约时报》为整个美国媒体设定了报道的基调。既然《纽约时报》认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不算什么大事，那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大事。但1957年古巴革命时，《纽约时报》又翻转了剧本。它把一场小叛乱煽风点火变成了一场大革命。在它的帮助下，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摧毁了。《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进入古巴并且在塞拉·马埃斯特拉山脉（Sierra Maestra）与卡斯特罗会面。当时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在与古巴总统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战斗中已处于失败的境地，不得不躲进了大山里。与卡斯特罗会面后，马修斯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文章，对卡斯特罗的事业表示了支持，并描绘他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民主斗士。《纽约时报》成功地让这场失败的叛乱获得了国际关注和同情。美国对古巴当时的巴蒂斯塔政府实施了制裁；也有美国人带队投奔卡斯特罗闹革命。说《纽约时报》成就了卡斯特罗并不为过。美国《国家评论》杂志曾不无讽刺地说：“卡斯特罗是通过《纽约时报》上台的。”而《纽约时报》在越南的所作所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纽约时报》年轻的记者大卫·哈尔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把南越的民选领导人吴庭琰描绘成杀人恶魔，因此美国帮助南越作战是不道德的，而北方则是真正的自由斗士。大卫·哈尔伯斯塔姆连篇累牍的谴责吴庭琰，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报道吴庭琰政府杀害了30名抗议其政策的僧侣，而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哈尔伯斯塔姆完全是根据匿名的流言和传闻编造了整个故事。后来联合国派人前去调查，发现所谓被杀害的僧侣都好好地活着。但其虚假报道造成的后果已不可挽回，吴庭琰已声名扫地。不久以后，他遭遇刺杀身亡，他的政府也垮台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纽约时报》的丑闻更是越演越烈。《纽约时报》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的造假丑闻是现代新闻业中最著名的不端行为之一。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承认，布莱尔编造假新闻已长达四年，仅他过去10个月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７３篇报道中，就至少有３６篇存在造假、抄袭等问题。很多所谓 “现场采访”，是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住处编造的。造假的年轻黑人记者布莱尔虽在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过，但并没有毕业，是个退学者。他在大学期间到《纽约时报》实习，正值该报刻意要多雇用黑人，强调“多元化”，再加上他实习10周就写出19篇报道，表现出灵气，因此被直接雇用。“媒体研究中心”学者斯韦齐在福克斯电视台评论说，布莱尔被雇用和《纽约时报》热衷的照顾黑人的“族裔配额”政策有直接关系。按照美国大报常规，绝大多数新闻院校毕业生都得从地方小报做起，逐步按新闻成绩而调升到大报，像布莱尔这样“火箭式”一步登天的，则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少数族裔。在布莱尔四年多的记者经历中，很早就出现失实问题。《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作出的更正多达５０篇。早在２０００年，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就抱怨说，布莱尔的报道错误太多，连《纽约时报》发行人的名字都拼写错了。2002年４月，布莱尔的顶头上司、都市版主编曾向该报行政主管发出电子邮件：“必须立即停止布莱尔给时报写稿！”但这种呼吁根本没起作用，布莱尔不仅没受处罚，反而被提升，由报道地方性新闻，升为报道全国性消息的记者，并派他到华盛顿采访一起重大的狙击手枪杀案。布莱尔到华盛顿六天后，就发回独家报道，发在《纽约时报》头版。该文引述四个不具名的警方人员的话，披露案情，成为独家新闻。接着他又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狙击手正要交代时，审问被迫停止，因为检方受到白宫的压力。这种独家报道见报后，马里兰州检察长和FBI资深官员气愤地举行了记者会，斥责《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不是事实。布莱尔的临时上司、《纽约时报》驻华盛顿主任也怀疑布莱尔的报道有问题。但执行总编辑雷恩斯从没有告诉这位主任，布莱尔有过报道造假的历史，更没有追问布莱尔的匿名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反而给布莱尔发去电子邮件 ，称赞他的报道是“出色的，非常及时的”。雷恩斯在充斥政治正确的《纽约时报》，刻意表现对黑人的善意和用人的多元化。布莱尔是他的骄傲。他曾在美国黑人记者协会自豪地举布莱尔为例，表明《纽约时报》重用黑人的成功。《纽约时报》登峰造极的谎言莫过于1619项目，其危险性绝不亚于一场战争。2019年，《纽约时报》推出了1619项目，由记者妮可·汉娜·琼斯主导，因为这个项目，此人获得普利策评论奖。其目的是：“旨在通过叙述奴隶制的后果以及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作为民族叙事中心，重塑美国历史”。该项目把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视为“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用更简单的话说，该项目是要推翻美国历史：美国的根基不是自由，而是奴隶制。根据1619项目，美国的独立不是因为独立宣言里叙述的英国国王的种种罪恶，而是一小撮美国奴隶主的叛乱，因此英国的镇压是完全天经地义，符合人权。所有的美国国父——只是为了保持奴隶制才反抗大英帝国。林肯表面上废除了奴隶制，实际上是因为白人士兵不够，被迫解放黑奴。传说中的“美国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宗教团体本身就使用奴隶，且在奴隶贸易中获益。美国靠压榨黑奴偿还了战争债务，并且建立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华尔街才有繁荣的银行，保险和贸易部门，纽约才能成为世界金融之都。1619项目遭到了美国全国历史学家——左派和右派的共同谴责。《纽约时报》的回应非常有意思，非常直白，它坦诚他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通过民族叙事来解决非裔美国人历史的边缘化问题，并研究当代美国生活中奴隶制的遗留问题。换言之，这个项目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是为政治服务的。在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中，《纽约时报》变本加厉，游说全国的学校将他们的历史教学大纲更换为1619项目的谎言。特朗普在白宫时，为此专门提出了针对性的1776计划，但刚刚发布大纲，还没来得及推广，他就卸任了。以上仅仅是《纽约时报》长期造假黑历史中的几个典型例子。而在日常报道中，习惯性双标，政治正确至上，更是无处不在，早已压倒了基本的新闻准则。历史悠久，影响极大的《纽约时报》就是这种样子，其他的美国主流媒体可想而知。当年特朗普痛骂Fake News 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以偏概全的情绪化发泄，但若稍加审视，不得不承认，Fake News的说法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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